劉鶴：21世紀金融監管序言

2008年發生的國際金融危機中斷了世界經濟持續30多年的黃金增長期。金融體系的去杠桿和實體經濟的下行形成具有放大效應的負反饋循環，導致世界經濟陷入長時期的深度衰退。危機爆發已經7年多，全球經濟金融盡管有所恢復，但依然籠罩在危機的深度陰霾下，這使我們從一個不同于以往的角度再次感悟到“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也迫使我們更深入地反思金融風險與金融監管。從歷史上看，每一次大的危機都有特定的拓展模式，只有走完全過程才能達到新的平衡點，今后幾年世界經濟仍將面臨很多可以預見和難以預見的風險和挑戰，對此我們在思想上和戰略上要有充分的準備。

從金融發展史來看，金融危機并不是人們想象中的小概率事件。一部金融史就是一部危機史。研究發現，在過去四分之一個世紀中，國際上平均每年會發生6場或大或小的金融危機。我們好奇的是：為什么會發生金融危機？金融危機是否可以避免？從經濟長周期理論到宏觀政策失誤，從凱恩斯提出的“動物精神”到金融體系的內在不穩定性，盡管圍繞著危機原因的研究越來越多，但爭議并不比過去少。這些爭議既是我們對危機認識不斷深化的必要過程，也在反復讓我們品味金德爾伯格所作的論斷：金融危機是一個永恒的現象。我們是否只能無奈地接受“危機無法預測，更無法預防”的悲觀論調？事實上，金融危機并非無跡可尋。“歷史不會重復自己，但會押著同樣的韻腳”，此次危機并不是“這次不一樣”。基于過去800多年金融歷史數據的研究發現，歷次金融危機產生的共同標志性特征有：資產價格大幅上升；債務負擔加劇；經濟增長率波動；經常賬戶赤字等。基于此，有不少人堅持認為，金融危機應當可以避免。為避免危機發生，要警惕那些新形成的、變異了的風險隱患，更要克服那些共同的根源性因素。

每一次金融危機都意味著政府與市場關系的嚴重失調。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一直是經濟學研究的核心命題。從思想理論和政策實踐的發展歷程看，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像一個鐘擺，總是在政府多一點和市場多一點之間擺動，難點是在不同的發展階段如何實現有效平衡、發揮最大合力。危機前美國在經濟金融發展上采取了“自由放任主義”，金融自由化、復雜金融創新走向極致。危機后格林斯潘承認，自由市場理論的缺陷和金融機構自我調節能力的全面崩潰令他“萬分震驚，難以置信”。分析和認識這次大危機，要從政府與市場關系這個深刻的大背景出發。

每一次危機都意味著金融監管的失敗和隨之而來的重大變革。我在兩次全球大危機的比較研究中提到，兩次大危機中一個共同的原因是金融體系的脆弱性超過了微觀層面的風險管理能力和宏觀層面的監管能力。在兩次危機形成過程中，監管上奉行“輕觸式監管”，認為“最少的監管是最好的監管”。監管放松、監管空白和監管套利愈演愈烈，甚至出現“監管競次”（race to the bottom）——各國監管機構競相降低監管要求以追求本國金融機構的相對競爭優勢。美國國會對此次危機的調查結論是，這場金融危機本可以避免，危機既非天災也非計算機模型的失效，而是源于人類對風險的無動于衷和錯誤判斷。借用莎士比亞的話：“錯誤不在別處，就在我們自身。”面對來自國內政治、社會的巨大壓力，美歐大幅提高金融監管標準，擴大金融監管范圍，全面加強金融監管力度。在充分肯定這些進步的同時，我們也要看到，這些被強化了的監管很可能在若干年后引發難以預料的、更猛烈的監管規避。金融發展很可能繼續沿著“危機—管制—金融抑制—放松管制—過度創新—新的危機”的歷史周期律演進。

這場危機帶給金融監管的啟示至少有三條。第一，金融監管要有前瞻性。前瞻性是風險管理和金融監管的生命所在。金融監管者需要對金融風險保有一顆敬畏之心，提高風險警覺性，不能只在出現問題后才采取行動，要有預判、有預案。從某種意義上說，監管必須是內生反周期性的，特別是在繁榮時期，金融監管在不受重視時最有價值。第二，金融監管體系要有適應性，要根據本國金融體系的發展水平、結構變化和風險變遷動態演進，關鍵是要有效捕捉風險并與時俱進地配置監管資源，使監管能力建設與金融創新相適應。金融監管者需要具備深刻的自省意識和不斷改良的能力。第三，金融監管要“長牙齒”，不能只說不做。金融監管者不能只靠風險提示或道義勸說實施監管，在巨大的利益面前監管機構的口頭警告充其量不過是紙上談兵。金融危機是一個強大的敵人。要戰勝它就意味著監管機構要能夠在危機的關鍵時刻做出不同于市場的獨立判斷，而不是被市場的意志所左右。這既需要智慧，更需要強烈的使命感和勇氣。

從衡量金融發展的四個維度——深度、效率、可獲得性、穩定性來看，近些年來我國金融業改革開放和監管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但一些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問題依然突出。解決這些問題根本上要靠深化金融改革。由于金融資源具有高度流動性，金融市場具有很強的整體性，金融改革需要特別注重單兵突進和整體協調的關系，防止改革部門化、碎片化。僅在單個領域推進某項改革往往難以取得預期效果，反過來也會影響這項改革的可行性、可信度。要堅持市場配置金融資源的改革導向，通過協同推進金融布局、金融機構、金融調控、金融監管和金融基礎設施等改革以及與之配套的實體經濟領域改革，優化資源配置、支持實體經濟發展，并在這一過程中實現金融自身發展。

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發展的速度、方式、結構、動力都在發生轉化。這既是金融發展的重要機遇期，也是金融風險的易發多發期，對金融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一方面，金融業要提高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為去產能、去庫存、補短板等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供強有力支持。另一方面，我國金融風險整體可控，但伴隨著經濟增速下調和經濟結構調整，各類隱性風險將逐步顯性化，面對以高杠桿為主要特征的各類風險，要堅持用改革的思維和方法解決長期性結構性問題，以外科手術式的措施化解短期風險隱患，真正使金融體系經得起經濟結構性、周期性變化的考驗。我們要深刻吸取國際金融危機教訓，把防范風險作為金融工作的生命線，牢牢守住不發生系統性區域性金融風險的底線。

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改革并完善適應現代金融市場發展的金融監管框架。我們要認真貫徹落實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加快建立符合現代金融特點、統籌協調監管、有力有效的現代金融監管框架。在完善體制的同時，也要改革和優化監管機制。一要牢固樹立風險思維和危機應對意識。要摸清真實的風險底數，廣撒網、細捕魚，實現金融風險監管全覆蓋。二要進一步提高監管能力。不斷完善監管手段和工具箱，運用壓力測試等手段提高監管的前瞻性，打造現代化的監管隊伍，著力提高監管的專業性。加強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寓監管于服務。三要進一步強化行動的意愿。敢于質疑、能夠說“不”，拒絕監管上的“父愛主義”，提高依法監管的執行力。從長遠看，我國應在充分借鑒國際經驗和教訓的基礎上，積極構建系統性風險防范的長效機制，不斷建立并完善系統性風險監管的法律制度、機構安排、技術工具等，構造現代化的金融監管治理體系。

關于監管者如何更好地實施監管這樣的技術性問題，往往少見于著述。張曉樸同志翻譯的《21世紀金融監管》一書彌補了這一缺憾。國際上十余位經驗豐富的高級監管專家對全球金融監管中的一些體制機制和技術性、操作性問題進行了深入分析，有些給出了很好的答案，有些提出了發人深思的問題，其中不乏真知灼見。改革越深入，越需要具備專業素養和專業技能的人才。金融從業者和經濟工作者都應當讀一讀。衷心希望本書能夠為推進我國金融改革和完善金融監管提供有益借鑒。

本文摘自《21世紀金融監管》，中信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