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利時是歐洲的一個小國，首都布魯塞爾則是一個小城，小到開車半小時就能從南到北打個來回。
小城的一切都很小，比如當地人稱作“大廣場”（法文Grand-Place）、“大市場”(荷蘭語Grote markt) 的市政廳大廣場，其實長僅百米寬不過六十，擱國內也就是個縣中學操場水平。
不過聽了與廣場有關的故事之后，筆者認為，它當得起這個“大”字。沿著廣場的東北角往外走，繞過幾處教堂后有一片灰蒙蒙的老建筑，有些被用作咖啡館，有些被用作酒店。其中一面不大的灰暗的墻上有個銘牌，用法語寫著：
大廣場的大，不妨從這個人說起。
1、詩人的筆下，盡是腐尸與白骨
波德萊爾是法國人。詩人。
在他生活的十九世紀初的歐洲，任何人但凡跟這兩個詞一起沾上邊，那就意味著不會太有錢——普羅大眾哪有錢有閑有心境去買詩讀啊？你說你搞文學，人民群眾都沒讀過你，你算老幾？
即使在兩百年后的今天，也很少聽說過哪個人靠寫詩活著是不是。
更何況出名要趁早，這點波德萊爾老兄也沒能做到。他生于1821年，也就是拿破侖去世的那年，20歲就開始寫詩，但很多年里他的詩都不算很流行。膾炙人口當然想都不要想，在當時詩的主要受眾貴族圈子里，他的詩也難覓知音，在很長一段時間里無人問津。
至于他的詩好還是不好，筆者不敢評判，翻出來一首他1844年的作品大家一起品鑒品鑒：
幻思的季節，繆斯整整一天
都緊緊抓住一口大鐘的鐘錘；
憂郁，在正午，當一切都在沉睡，
她一只手托住下巴，在走廊深處
這首抽象的詩一開始都沒能發表，是波德萊爾獻給一位前輩詩人夏爾·奧古斯丁·圣-伯夫（Charles-Augustin Sainte-Beuve）的。這位姓名又長又復雜的前輩當時已經是著名的詩人兼文學評論家，波德萊爾給他獻詩多少有點求提攜的意味，但歷史上沒有記載這位名人當時給他有什么回復。
這么干下去終究不是辦法，于是他開始翻譯美國作家愛倫·坡（Edgar Allan Poe）的小說與詩歌，歷時多年終于出版。抱對了大腿給波德萊爾帶來一點轉機，1852年他發表了介紹愛倫·坡的文章，1856年更是出版了愛倫·坡小說集并成為爆款，這位巴黎青年在巴黎的文學圈子里總算有了一席之地。
然后波德萊爾就開始大量寫詩、寫散文、寫文學評論，他的文辭比較尖刻，帶有一種獨特的憂郁氣質，在巴黎這個遍地都是文藝青年的地方，竟然打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
波德萊爾越戰越勇，在愛倫·坡小說集譯本出版的第二年他又出版了《惡之花》。很多讀者沒讀過但大概率聽說過這本書，都過去一個半世紀了這本書還能在法國登頂暢銷書排行榜，多少學者詩人評論家靠研究這本書活著呢。
《惡之花》可以說是波德萊爾一生的代表作，是憂郁的人筆下憂郁的世界。這本書實在太大膽了，里邊到處是跳舞的毒蛇、飛舞的吸血蝙蝠，泉水里噴的是人血，剛還在床上翻滾的伴侶轉眼間成了一堆白骨。國內有很多譯本，筆者給大家順手挑兩段看看：
小路拐彎處一具丑惡的腐尸，
在碎石的床上橫臥。
仿佛淫蕩的女人，把兩腿高抬，
熱乎乎地冒著毒氣。
她懶洋洋地，恬不知恥地敞開
那臭氣熏天的肚子。
當她對我進行了敲骨吸髓的榨取，
當我有氣無力地向她轉過身去
要回她一個吻以報答她的愛，
我只看見一個雙脅發粘、渾身是膿的羊皮袋！
我趕快閉上雙眼，嚇得哆嗦不已，
等我在燦爛的陽光下再睜開眼睛，
我的身邊，再也看不見
淌著熱血的肉體，
只見一堆白骨在隱隱約約地顫動，
并發出被冬夜的寒風
所搖晃的鐵桿頂上的風標
或招牌的一陣陣嚎叫。
“她對我進行了敲骨吸髓的榨取”、“只見一堆白骨在隱隱約約地顫動”。這類鏡頭何止少兒不宜，成人、中老年人也不宜，要擱在今天可不好發表出來。于是這部詩集在給他掙得大名的同時也讓他面臨諸多攻擊，出版僅僅10天后就被《費加羅報》（Le Figaro）稱為“畸形可怕”，攻擊他的言論到處都是。
當然挺他的也有，文學大師維克多·雨果（Victor Hugo）被贈了一本詩集后就回了個彩虹屁，說“您的《惡之花》光輝閃耀如星辰。”但彩虹屁有個屁用，大師自己還得罪了法國政府，在國外流亡著呢……
法國檢察院甚至對他提起公訴，法院不僅禁了這本書并要求他刪減，還給他開了300法郎的罰單。這可不是一筆小錢，在當時熟練工人的日薪也不過3-4法郎而已。
波德萊爾跑去向皇后求情，但后者的面子也只能給他減免50法郎。在經濟與精神雙重壓力下，波德萊爾又硬撐了七年，后來終于撐不住了逃往布魯塞爾，就住在大鏡子旅館，多年后這里掛上了本文開頭那塊銘牌。
2、可憐人寫《可憐的比利時！》
來到比利時的波德萊爾，跟比利時人關系并不好。
打官司要花錢，再加上交了巨額罰款，波德萊爾手里自然沒什么錢。光看住所也知道，雨果在布魯塞爾時住在大廣場上，那可是整個布魯塞爾中心的中心，方便一幫文人每天聚會談天互相吹捧的。
波德萊爾住的那個小旅館就寒酸得多。首先地理上不占優勢，離大廣場隔了兩條街，氣勢上已經是皇城根跟二環的區別；
其次里邊裝修也一般，陽光也不太足，收費相對低廉。在布魯塞爾的歷史上，這家酒店的人設是“潦倒文人的寓所”，倒也符合波德萊爾逃債的身份。
波德萊爾是來逃債的，搞錢是他的首要目的。偏偏他的搞錢行動進展相當不順利——他想辦講座賣票，第一場還可以，第二場他開黃腔的老毛病又犯了，對著一整個大廳的女學生說“正是在您們面前，我失去了作為演說家的處女之身”，直接把小姐們都嚇跑了。
在那以后，波德萊爾的講座再也沒能賣出票去。他的書賣得也不好，開始還能營造受法國政府迫害的禁書人設賣慘，但多講幾次就祥林嫂了。更何況，布魯塞爾根本不缺有故事的寫書人，雨果都來過，波德萊爾再牛總沒有他牛吧？
于是波德萊爾在比利時居住時沒什么錢。資本主義社會講究一個平等，沒錢自然得不到尊重。比利時記者卡米耶·勒莫尼耶（Camille Lemonnier）描寫波德萊爾的關鍵詞是“蒼白的臉”、“尖細而銳利的聲音”，他的朋友夏爾·阿松（Charles Asselineau）跟他過往甚密，后來寫他的傳記時提到過這一段他的狀態：
“衣著不整、身體虛弱、咳嗽不止，精神狀態時常緊張焦躁。”
朋友尚且如此，陌路人又會如何形容這位落魄文人，自然不難想見。但波德萊爾何許人也，文豪罵人的花樣可多了，他后來把自己在比利時的兩年遭遇寫成了札記，書名就叫《可憐的比利時！》（Pauvre Belgique!），里邊把比利時噴得一塌糊涂。布魯塞爾人被他形容為“丑陋、愚蠢、行動遲緩”，這里的行政機構辦事緩慢，還說比利時人連煮雞蛋都不會……
不過罵歸罵，波德萊爾身體可是誠實的很，堅決不離開布魯塞爾。1866年，他在那慕爾游覽時忽然中風而無法言語，被人送回大鏡子旅館修養但沒有好轉。再后來他的母親把他接回了巴黎，大約半年后他在母親的懷抱中離世，與布魯塞爾的恩怨徹底了結。
3、胸懷大才是真的大
波德萊爾的故事講完了。或許很多讀者光忙著看他的故事，都忘了這篇文是講什么的了，這跟大廣場有什么關系？
關系很大。在所有在布魯塞爾定居過的過客中，波德萊爾或許是黑這座城市最賣力的人。畢竟有些人就算對這里不滿意，也不是都有他那冠絕一代的文學水平，說人“像愚蠢的鳥”、“呼吸的不是空氣”。
但那又如何呢？布魯塞爾并沒有因為他噴自己就趕走他，他依然可以住在這里，每天到大廣場逛一逛，坐在咖啡館里與同行們聊天。大廣場周邊有很多劇院，依然慷慨地為波德萊爾提供了演講場地和素養很高的聽眾，當然賣不出票去是他自己的問題。
甚至在波德萊爾走后，大廣場都依然記得他。1951年，波德萊爾離世接近百年、大鏡子旅館都已經成為歷史之后，布魯塞爾在原址上為波德萊爾訂上了紀念銘牌，感謝他曾經來過、曾經在這里寫作過。
2017年，位于大廣場的比利時城市博物館還舉辦了波德萊爾紀念特展，其中有一個環節就是討論他的手稿《可憐的比利時！》。而且是認真的討論，沒人覺得這是個玩笑。
布魯塞爾大廣場的胸懷是真大，大到可以容納尖酸刻薄的批評，而依然面帶和善的笑容。
在這里見證過風雨的文豪和思想家多的是，波德萊爾只是其中一個。前邊筆者提到過，波德萊爾之前有雨果因為反對拿破侖三世稱帝而不得不離開法國，就是布魯塞爾接納了他。在布魯塞爾期間雨果搬了好幾次家，其中最著名的寓所就在這大廣場上，叫鴿子之家（Maison du Pigeon），讓人每每想起廣場上跟著游客討吃的鴿子們。
雨果對大廣場贊賞有加。他來到布魯塞爾后不久就住進了“鴿子之家”，在給妻子的信中如此形容：
“布魯塞爾市政廳宛若一顆璀璨珠寶，可與沙特爾大教堂的尖塔媲美；它仿佛是詩人的驚艷幻想，鑲嵌進建筑師的腦海。而環繞它的那片廣場，則是一座真正的奇觀。”
“L’h?tel de ville de Bruxelles est un bijou comparable à la flèche de Chartres ; une éblouissante fantaisie de poète tombée de la tête d’un architecte. Et puis, la place qui l’entoure est une merveille.”
鴿子之家的正對面是白天鵝旅館（La Maison du Cygne），這里來過的客人更是重磅。1845年，被家鄉普魯士政府驅逐而旅居法國的卡爾·馬克思（Karl Marx）再次被法國政府驅逐，布魯塞爾張開懷抱接納了他。他住在相對靠南的一條小巷子里，但每天都要來市政廳大廣場的白天鵝旅館讀書寫作，和恩格斯以及其他朋友們討論世界局勢。
三年后馬克思不得不離開布魯塞爾時，他和恩格斯已經寫好了《共產黨宣言》的底稿，在倫敦一經發布就震驚了世界。
值得一提的是，馬克思和雨果對布魯塞爾也有諸多批評。馬克思是革命導師，向來批評人不留情面，他在布魯塞爾接觸了大量的下層工人，也見證了紙醉金迷，《馬克思恩格斯全集》里收錄了他們對布魯塞爾的批評：
“布魯塞爾市場上彌漫的恐慌幾乎無處不在。破產正大量吞噬中小商人，股票無人問津，報價只是空有其名，資金比在巴黎還要迅速消失，商業完全停滯，大多數制造商都解雇了工人。”
（In der Tat k?nnte die Bestürzung, die an der Brüsseler B?rse herrscht, nicht allgemeiner sein. Der Bankrott dezimiert die mittleren und kleinen H?ndler; die Aktien finden keine K?ufer; die Kurse sind nur nominell; das Geld verschwindet noch schneller als in Paris; der Handel liegt v?llig brach, und die meisten Fabrikanten haben ihre Arbeiter entlassen.）
雨果文豪則委婉得多，他是這么寫的：
“布魯塞爾確實是一座仿造之城；有些小孩像巴黎一樣；國會大廈的希臘式山墻像法國下議院的山墻；列奧波德勛章的紫紅色絲帶像法國榮譽軍團勛章；圣居杜勒教堂的兩座方塔雖美，但有點像巴黎圣母院。”
（Bruxelles est bien la ville de la contrefa?on. Il y a des gamins comme à Paris ; le fronton grec de sa Chambre des états ressemble au fronton grec de notre Chambre des députés ; le ruban amarante de Léopold est une contrefa?on de la légion d’honneur ; les deux tours carrées de Sainte-Gudule, belles par ailleurs, ont un faux air de Notre-Dame.）
還是那句話，那又如何呢？布魯塞爾依然歡迎他們，市政廳大廣場上有雨果的紀念銘牌，白天鵝旅館里甚至連馬克思曾經去的座位都給標注了出來。
大廣場愛他們，也有足夠的自信容納他們的批評。
這樣的人物還有很多很多，隨便列幾個名字就夠了：
大仲馬(Alexandre Dumas)
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
米哈伊爾·巴枯寧(Mikhail Bakunin)
……
這些人流派不一、主張各異，但他們都在布魯塞爾這座以寬容著稱的小城里得到了庇護，得以有機會繼續思考全人類往何處去這樣的宏大問題。十九世紀的歐洲是風起云涌的歐洲，新興的階級要通過變革獲得權力，老舊的貴族卻不愿意退出歷史舞臺，二者沖突的結果就是大量的學者被驅逐、成批的作家被流放。但比利時沒有動蕩，這里保持了和平也保持了寬容，于是從全歐洲吸引了大量的精英。
布魯塞爾地處歐洲邊陲，原本在整個歐洲的舞臺上都沒什么存在感，這時卻展現出大氣象，儼然成為歐洲的文化之都。小小的市政廳大廣場，一躍而成為全歐洲的思想家薈萃之地。
這種寬容的傳統甚至持續到二十世紀。1933年納粹黨在德國上臺，猶太人愛因斯坦決定離開故土，他潤出國的第一站就是比利時。誠然，他的住所不在布魯塞爾而在海濱小城德漢（de Haan），但那不也是在布魯塞爾治下嗎？
文學家來、詩人來、思想家來、物理學家還來，這就是布魯塞爾寬容環境最閃耀的金字招牌。
行文至此，筆者眼中的市政廳大廣場忽然變了模樣。這塊方寸之地曾經在歐洲沖突最激烈的年代象征著寬容，也用因為這種寬容而吸引來了大批精英。曾經有過幾十年，人類歷史上最有影響力的幾個靈魂每日都在這里造訪，在他們的激烈碰撞中產生了人類歷史上的偉大思想。
對于一座小城而言，這種榮耀足以傳誦千年。
（張周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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