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全球化”，是指通過廣泛的國際貨物、資本、技術、服務和信息流動和交換，使世界經濟的聯系日益緊密。西方經濟學教科書通常將1870年至1914年這段時期描述為“全球化的黃金時代”，但從非西方的角度來看，事實遠非如此。19世紀是帝國主義的世紀，亞洲和非洲的大多數國家都被西方列強殖民，被迫簽訂不平等條約。根據這些條約，殖民地的進口稅不得高于3%。它們只能生產原材料和農產品，不能制定自己的產業政策，而所有的西方國家在其起飛階段都制定過產業政策。

大約從1980年到現在，在美國主導下的第二波全球化浪潮增加了全球貿易、資本和信息流動。出于地緣政治考慮，美國幫助東亞和東南亞國家進行現代化改造，以作為抵御蘇聯擴張的“盾牌”。這種做法的問題在于，它實際上等于把其他地區排除在了全球化之外。美國還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 等跨國機構當作工具，將新自由主義經濟體系強加給發展中國家，其中包括投機資本的自由流動，這導致了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最近特朗普政府實施的一系列保護主義政策表明，美國不再是自由貿易的捍衛者。從各方面來看，美國主導的全球化現在已經走到了盡頭。

由此便產生了一個問題是：接下來會發生什么？從表面上看，形勢似乎不妙：隨著全球貿易增長放緩和外國直接投資下降，貧窮國家和新興經濟體面臨債務問題等嚴峻挑戰，富裕國家的經濟財富也在“縮水”。然而，這種觀點過于悲觀，因為它沒有考慮到中國主導的“一帶一路”倡議的長期影響。“一帶一路”倡議的重點是基礎設施現代化、推動工業化和人文交流。通過“一帶一路”倡議，中國正在以低成本融資和分享成功發展經驗，向世界提供全球經濟公共產品。

中國是發展中國家的天然成員。從根本上說，“一帶一路”是中國智慧和中國政府對當前地緣政治挑戰的務實理解的結晶。大多數參與“一帶一路”的發展中國家都和中國一樣，曾在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下經歷了“痛苦”的現代化，只有認識到這一點，才能對“一帶一路”有個完整客觀的評價。

“一帶一路”是歷史上規模最大的發展倡議。到2030年，中國在世界制造業產出中的份額預計將從2024年的30%增加到45%。隨著中國技術進步和勞動力價格上漲，許多中國企業將生產設施轉移到“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加快培育新的供應鏈。由此形成的產業樞紐就構成了新的增長引擎。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樞紐的融合將形成“一帶一路”六大走廊的產業集群。

根據澳大利亞智庫洛伊研究所的數據，2001年，全球約80%的經濟體與美國的雙邊貿易超過了與中國的雙邊貿易。20多年后，情況幾乎完全逆轉：現在中國處于國際貿易的中心，大約70%的經濟體對華貿易額超過對美貿易額，超過一半的經濟體的對華貿易額是對美的兩倍。此外，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占中國進出口比重在2024年首次超過50%，超過了與美國、歐盟和日本的貿易額總和。以東盟為例，東盟成員國全都是“一帶一路”合作伙伴，中國對東盟國家出口額在2023年超過了對美出口額。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流向也出現了不可逆轉的趨勢。2016年，發達國家吸引了中國70%的對外投資，主要是并購。然而，到2023年，中國對發達國家的直接投資占比下降至28%，而“全球南方”國家則獲得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70%，主要是綠地投資。例如，在東盟國家，中國的直接投資從2010年的不到40億美元增加到2023年的190億美元，其中三分之一的投資投向了制造業。

通過“一帶一路”倡議，中國正在與其他伙伴分享寶貴的發展經驗。例如，在非洲，埃塞俄比亞和盧旺達等國實現了兩位數的增長率。這些國家一直在學習中國的發展模式。數千名官員和學生參與了對華人文交流。

非洲也是“一帶一路”倡議產生獨特變化的地區。正如東南亞的海外華人代表著一個充滿活力的企業家階層一樣，目前在非洲生活著100多萬中國人，他們也可以通過技術轉讓和引進新的管理方法，在非洲這個“第二故鄉”形成另一個充滿活力的企業家階層。這對加快非洲大陸的經濟發展是個好兆頭。

在歐洲經濟停滯不前、美國經濟增長乏力的情況下，西方媒體一邊描繪著一幅悲觀的世界前景，一邊抹黑“一帶一路”。其結果是，西方民眾被蒙蔽了雙眼，忽視了這樣一個事實：新的供應鏈正在“全球南方”悄然形成，為即將到來的新一輪全球化打下基礎。

長期以來，西方國家一直在向非西方國家兜售這樣一種說法：只有西方才能帶來繁榮。然而，“一帶一路”的持續成功必將打破西方的這種錯覺。發展中國家占全球GDP的40%，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已經達到80%左右。更重要的是，現在發展中國家在制定即將到來的新全球化規則方面正發揮著重要作用，同過去那種全球化規則完全為西方國家的利益服務不同，新的規則反映的是大多數人類利益。因此，對于世界未來前景，悲觀態度毫無必要；相反，這應該是一個值得慶祝的事情。

本文為中國觀察智庫獨家約稿，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日報中國觀察智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