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近期美國對華政策的關鍵詞從“脫鉤”轉為“去風險”。“去風險”一詞本身沒問題，但它不應成為“脫鉤”或“去中國化”的另一種表達。當前世界面臨著貿易信心減退、綠色融資不足、沖突動蕩上升等切實的重大風險。國際調解是解決國際爭端的新方式和可行之路，有助于減少全人類共同風險，維護世界和平，建設新時代穩定、和平、繁榮的世界。
近一段時間來，美國對華政策上的定位關鍵詞從“脫鉤”轉為“去風險”，這反映出“脫鉤”不僅不符合時代潮流，而且連美國的盟友們也無法接受這一現實。但如果“去風險”僅狹隘聚焦于去所謂“中國風險”的話，那么這個新關鍵詞究竟有多大意義令人質疑。
當前，世界面臨新冠疫情沖擊，逆全球化思潮蔓延，氣候變化、烏克蘭危機等全球性問題凸顯，國際關系反復、局部沖突頻發等帶來了各種不確定性和風險。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世界各國都需要趨利避害，減少潛在的風險。為此，首先要有正確的風險認知，從人類共同利益出發，找到化解風險的正確之道，才能共度難關，實現多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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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各國對全球商業活動和自由貿易的信心減退，是世界面對的重大經濟風險。新冠疫情下，民粹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大行其道。美國在特朗普政府時期對華發動貿易戰，讓戰后自由貿易體系受到很大沖擊。拜登政府執政后，盡管不再使用“貿易戰”一詞，但以經濟安全為名義實施各種出口限制、制裁措施，嚴重削弱了各國對于全球經濟和商業活動中市場所起作用的信心。
即使是歐洲和日本等美國的盟友，也擔心美國在經濟問題上過度安全化的巨大風險。歐洲和日本戰后經濟恢復和發展依靠的是一體化和開放經濟，因而在自由貿易和全球化進程中嘗到甜頭后，擔心將面臨失去這一收益的風險。
無論是之前的“脫鉤”所要求的產業鏈“本土化”或“友邦化”，還是現在“去風險”中的各種限制，都包含威脅世界開放型經濟體系的巨大風險。在后冷戰時代，區分敵友本身就是一個假命題；而在新一輪技術革命和產業革命進一步發展的浪潮下，生硬區分民用和軍用技術已非常困難。經濟問題過度安全化，必將導致企業因擔心被制裁而減少國際商業活動，為避免“違規”而減少投資活動，這最終會導致全球經濟活力的減退以及各國經濟社會福祉受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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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廣大發展中國家在綠色經濟轉型進程中的綠色融資嚴重不足，這是世界需要解決的緊迫問題。氣候、糧食、能源等多重危機對于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社會穩定造成直接威脅，盡快實現經濟綠色轉型是各發展中國家普遍面臨的緊迫任務。然而，經濟轉型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單純依靠世界銀行等傳統融資方式遠不能滿足需要。
在認識到舊融資體系局限性的背景下，近期新全球融資契約峰會在巴黎召開，旨在建立一個兼顧減貧、氣候、生態、環保等各領域的新融資體系。要緩解發展中國家綠色轉型的融資困境，需要主要信貸國家之間的有效協調、新的多邊發展銀行的積極參與，以及企業等私營部門的商業性投資活性化的有力結合。
為發展中國家融資去風險，關鍵是要為各種市場主體建立能夠安心投資的營商環境。沒有主要經濟體和債權國之間積極有效的互動，就無法實現新舊多邊開發銀行的良性疊加效應。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薄弱，投資風險高，這會導致私營部門在進行投資決策時猶豫不決，這就需要各種開發銀行和金融機構提供一些投資擔保和風險控制的措施。而大國關系的穩定是重要前提，因此，中美關系的穩定和改善受到世界上許多國家的關心和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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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沒有和平穩定，任何發展都無從談起。然而冷戰時代在超級大國對抗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各種戰略思維和政策選項，已經無法適應新時代實現和平與安全的需要。無論是軍事威懾和干涉，還是大國對勢力范圍的爭奪，都對解決國際爭端無益，甚至起到火上澆油的反作用。在一個充滿沖突和動蕩的世界，人們對可持續的經濟活動沒有信心，投資和貿易也很難增長，這對于地區國家和世界而言都是巨大的潛在風險。
國際調解是解決國際爭端的新方式和可行之路。今年３月，在中國的斡旋下，伊朗和沙特阿拉伯實現關系正常化，中東地區的緊張局勢得到很大緩解，人們在該地區開展經濟社會活動的信心也在增加。東南亞地區在越南戰爭中飽受戰亂之苦，東盟國家通過國際調解等各種外交方式實現了地區和解，并通過一體化的方式為該地區的和平發展奠定了基礎。在此之上，該地區還建立了以東盟為中心的各種地區多邊合作框架，為減少冷戰后亞太地區的不確定性和風險起到了積極作用。
我們所生活的當今世界，各種不確定性和風險隱患成為常態。從這個意義上說，“去風險”一詞本身沒有問題，但要以去除和減少人類共同風險為目標，為不確定的時代注入更多的確定性。畢竟，新時代的世界需要穩定、和平與繁榮，而不是分裂、恐懼和沖突動蕩。
圖片來源：中國日報
本文英文版標題為 "Distress calls"
責編 | 宋平 欒瑞英
編輯 | 張釗
實習生莊舒涵、張蓓玫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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