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1981年，龍安志(Laurence Brahm)以大學交換生的身份第一次從美國來到中國，此后近40年的時間里他一直在中國生活和工作，他是律師、作家，同時也是喜馬拉雅共識機構創始人和中國與全球化研究中心高級國際研究員。他講述了他自己的故事，以及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發展歷程。
自2018年5月24日起，中國日報網每周四刊發一篇連載文章，講述龍安志眼中過去40年中國發生的巨變，敬請關注。
90年代，作者與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萬里（右）在人民大會堂。 (龍安志供圖）
參與了一場又一場企業重組后，我自然而然地成了國企改革的“醫生”。1997年，我獲授權領導一個專責小組策劃一場全國性的改革。
這場試驗從安徽省開始，這里是20年前自由市場改革開始的地方。1978年，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18位農民在土地承包責任書上按下紅手印，拉開中國改革開放的序幕。
基于這種歷史沿革，安徽省被選為四大行業工業企業改革的試驗場。如若重組理念取得成功，這可能成為一場全國性的國企改革的試點甚至藍圖。我受邀擔任小組負責人，也可以說是試驗的協調人，小組成員包括來自國家層面和安徽省政府不同部門的代表，以及東歐專家，他們將分享后蘇聯時期推行類似改革的經驗。在另一個由中國經濟學家和官員組成的小組的協助下，我們考察了鋼鐵、水泥、化工和化肥這四大行業的大型工業企業。
每一家企業都背負著巨額債務，由于過去數十年間企業接受來自不同部門的政府資金，譬如工業部、地方政府、省政府和國家層面，債務情況錯綜復雜。40年后，這些資本線相互交織、亂成一團。它們究竟是撥款還是貸款？它們是否被記入賬本？又是如何記入的？這些問題看起來似乎難以解答。
當生鐵從生產線上滾下來的時候，我能聞到生鐵悶燒的味道，氣味四散開來。“我們所有的設備都是6、70年代購入的，” 王廠長介紹設備情況時不自覺地搖了搖頭，“所以我們的產品無法與韓國進口的產品競爭，除非我們可以購買必須的技術。但是，這需要巨額資金注入。怎么樣才能拿到這筆錢呢？沒有投資者愿意接手我們企業背負的社會重擔。”工人們轉過頭來好奇地打量著我們，他們單調重復的工廠生活里，鮮少有機會見到外國人。
離開生產車間后我們開車經過了工廠附屬的學校、幼兒園、食堂、診所、康樂中心和退休人員活動中心。這家工廠就像是一個五臟俱全的小型城市，工人在這里出生、上學、結婚、工作、生活、死亡。
“我們有5萬人口居住在這里，包括退休職工和工人家屬，我們必須保證這些人的生計。”王廠長說，“工人的數量大約在兩萬。為了實現效能最大化，我們需要約2000臺現有設備。如果可以進行設備升級，我們完全可以與韓國鋼鐵競爭，甚至還可以減少一部分人力。”
這似乎是中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期間必須面對的、難以克服的挑戰。
國有企業負責工廠職工和干部的住房、醫療和退休，基本涉及到生活、社會、物質福利等方方面面。經歷了近一個世紀的內亂、內戰、外國入侵和半殖民化之后，這種國有企業模式實際上解決了新中國成立時面臨的核心問題。
可是，在90年代的全球化競爭中，中國的企業必須要擺脫其背負的社會重擔。這要求從醫療到教育、從住房到保險的全面商業化。
所有這些都需要法規規范。最終，所有成本都將轉移至資本市場。舉個例子，企業甩掉住房負擔需要進行銀行改革，讓老百姓可以貸款購買自己的住房，讓開發商可以貸款蓋樓。同時，這也需要法律上的擔保，保障土地權和所有權。于是，一場全面的、徹底的改革呼之欲出。
因此，1998年中國開始對國有企業和整個社會構架進行重大調整。醫療服務的商業化和養老基金的引入意味著改組保險業，而這又要求進行全面金融改革。這件事情太復雜了，只有按順序調整鏈條上的每一個環節才能解決。于是，排序的理念開始出現。
李劍閣當時是朱镕基總理的貨幣政策顧問。一天晚上，他坐在我家的院子里跟我喝茶聊天。“華盛頓共識就像是西藥，可以治愈表面癥狀。我們更傾向于中醫療法，全面檢查找出病根所在。西藥見效快，但副作用通常很嚴重。中藥起效慢、診期長，但它能找到病根。通常好幾個病因是相互聯系的，必須一起解決掉，不過要按順序一步一步來。”
(翻譯: 諶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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