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讀書聲——抗戰時期的學校與教育

為人師表 聲名遠播

西南聯大有“民主墻”。

趙寶熙說：“那天我正在民主墻那兒，因為我們剛出來一期壁報。忽然看見馮先生走進校園來了。那天天氣很好，也許他是來學校轉轉，也許是有人告訴他，他來看壁報了。”因為馮友蘭將《貞元六書》題詞獻給蔣介石，有學生就畫了一幅漫畫，題名叫“登龍有術”，意思說，用獻書達到做官的手段。后來，馮先生跟別人說，“畫得還挺像。”

聯大有一個公示欄。師生們有什么想法，可以張貼，每天都會有校工來收走，由梅貽琦校長次日作出答復。

趙寶熙說起一樁趣事：“梅貽琦的女兒，梅祖彤，梅三兒。有一個學生追她。”這位男生想送花給她，就寫了一個呈文，請求送花，請梅校長批準。“結果弄得大家老去看，一看，他上面就寫：某某人所請不準。”

一個年輕人的惡作劇的條子，日理萬機的梅校長并沒有回避，照樣給了明確的答復，維護了制度的一貫性。

聯大生活就是如此，浪漫而有一定之規，有趣而不失風范。

化學系有位老師，為補貼家用種了些花。當鮮花終于含苞欲放，卻在一個夜間全部失竊了。有人告訴他：到女生宿舍去看看吧。他的滿園花朵正安插在女同學們的玻璃瓶和土罐里呢。原來，一伙男生早已經看好了這些鮮花。雖然是靠“貸金”吃飯，一面“跑警報”一面也要談戀愛。“記得少年春衫薄”，老師也只能搖頭一笑了之。

師長們的愛與寬容，傳承了中國古代“一日為師，終身為父”的師道，兼容了現代民主的理念。聯大的學生雖然流亡，然而溫馨、有幸福感和希望。

我父親時常回憶起，當年西南聯大的老師們在昆明為市民舉辦講演的盛況。潘光旦講“優生學”，劉文典講《紅樓夢》，聞一多講《楚辭》，吳晗講時事，梁思成講“中國古建筑”。講到國破家亡，臺上痛哭流涕，臺下群情激憤。

西南聯大灑下的文化雨露，對于父親后來坎坷的人生是一份滋養。“每天，市民都看見他們，夾著一包書，就用本地的土布包著，走著穿過小城去上課，回家。幾位先生的藍衣衫都破了，打著不同顏色的補丁。有位穿皮夾克的先生，夾克穿得很臟也不洗，說要等打敗了日本才洗。還有兩位先生，胡子很長了也不刮也不修剪，也說要等勝利了，才剃掉。”

學者們走向民間，將讀書人的斯文與氣節在鄉土中國傳揚。他們在漫長的抗戰歲月中保持貧寒操守，再現了“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高風亮節。

梅貽琦夫人率領一群教授夫人們推磨做點心，提籃到昆明“冠生園”去賣的故事，成為“抗戰一定要勝利”的無聲楷模。“為人師表”的學者們在烽火歲月中磨礪和打造了自己，成為那個時代的偉岸君子。

在中國，自古有“讀書人”的稱謂，不似職業，卻高于職業；不指人品，又對其人品有高要求。知識分子不僅僅意味著擁有知識，也應該是一個時代道德與精神的體現。這也是全人類的期望。

七十年過去后，許倬云先生將中國的抗戰大轉移譬喻為“歷史上難得見到的中國版的《出埃及記》”，這確有相似點，其性質都是要擺脫奴役與亡國滅種的命運，團結起來作一次全民族的生死搏斗。

可以說，抗日戰爭的歷史，就是一部中國人民的《圣經》，值得每一個中國人熟知與溫習。這是“根性”的記憶，關乎一個民族的立足點，利與害，還有傳承。

嚴峻時代，中華民族傾舉國之力，堅持戰時教育。國運與文脈始終相銜。

烽火讀書，保存了世界上唯一“有古有今”的文字記載和歷史最悠久的中華文明。

烽火讀書，是中華民族對法西斯毀滅人類文明的正義反擊。

（作者曾為天津作協專業作家，后返回云南，致力于“國立西南聯大”歷史資源的搶救、整理與傳播工作。創作有電視紀錄片《西南聯大啟示錄》，音像制品《西南聯大人物訪談錄》，史話《西南聯大行思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