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病例破千用了四個月，新型冠狀病毒只用了25天，此后達到兩千僅用了兩天時間。這種蔓延速度，充分說明了疫情防控形勢之嚴峻。
這種新型冠狀病毒不同于以往任何一種已知病毒，而且在人際傳播過程中極有可能已經發生變異。其潛伏期可達14天，遠長于非典病毒的3-5天，其間傳染性強，且癥狀人際差異較大，有的難以察覺。這些特性在客觀上極大地提高了傳染防控工作的難度。
趕上春運，從武漢12月31日首次報告疫情到1月23日封城，武漢三鎮外流總人數應以百萬計。就在封城前幾小時，估計還有幾十萬人離開武漢。目前來看，封城是一項艱難而無奈的決定。從那以后，如何給這些離開武漢的人定位，查找其密切接觸者成為各地防疫部門的重要工作。
高效的群防群治可算我國制度優勢之一，但在單位社會瓦解之后，不斷深入碎片化和流動性都在加大群防群治的社會成本。盡管各地聯動，壓力逐級傳導，但不可否認的是目前絕大多數武漢之外的感染者已經占到了總感染人數的一半左右，他們要么是從武漢來的，要么是其密切接觸者。
凡與武漢有交集的都有很高的感染可能。這在一個側面也說明了武漢及其周邊諸多同樣封城的衛星城鎮的疫情防控到了多么嚴峻的程度。那片城市群居住著2500萬到3500萬人口，更不用說暫時的醫療及生活物資短缺帶來的社會心理恐慌
人們有理由追問：當病毒在分秒必爭地侵蝕人群時，黃金防控期是如何在不經意間溜走的？可能只有幾個小時，但卻可成為引爆連鎖反應的導火索。
難怪昨天中國最高領導層的會議把疫情稱為“命令”，敦促主政一方的“關鍵少數”上前線，守土盡責，接受考驗。
這次接受考驗的絕非僅僅是地方大員，更是整個國家的綜合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這種考驗不只是看武漢用了一百小時建起一座大型醫院，不只是看多少醫護工作者志愿成為“逆行英雄”，更要看整個治理體系如何從代價高昂的“不經意”間真正認識到何為“初心”，哪是“使命”，要看這個治理體系更好地實現與社會的坦誠溝通。
此時此刻，人們不需要那么多英雄贊歌，更不需要多難興邦的說教。他們需要的是科學和透明。不論是否能找到有效治療新型冠狀病毒的方法，保持理性始終是治療未知恐懼的最好的良藥。
這次疫情絕不僅是什么鏡子用來照官員不作為的。這次疫情就是一場事關國家和民族命運的戰爭。一場不會有逃兵的戰爭。
從一個側面看，人類的歷史本身也是一部與病毒和傳染病搏斗的歷史。很多歷史因為疫病改寫。抑或說，疫病史就是人類史。人們活在現代化的神話里越久，那些幽靈就越有理由以原始的方式證明這種神話本身的虛妄之處。
當人們跨越了最初的不知所措之后，便能愈加從容地面對未來，直到恐懼本身成為唯一值得恐懼的地方。
“人不是從娘胎里出來就一成不變的，相反，生活會逼迫他一次又一次地脫胎換骨。” ——加西亞·馬爾克斯《霍亂時期的愛情》
（本文原載于中國日報旗下“世界觀”微信公眾號)
（李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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