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全國政協副秘書長朱永新：兩會需要代表委員的討論和辯論

　　全國政協副秘書長朱永新接受央廣網記者專訪

央廣網北京3月6日消息（記者劉云龍）日前，曾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現任全國政協副秘書長朱永新，接受了央廣網專訪，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政治協商會議的不同之處進行了深入淺出的解讀。在談到每年兩會，人大和政協的建議、提案對中國政策和決策有多大影響時，他說，真正的好提案、好建議是實實在在在起作用，比如免費義務教育。同時，作為從學界進入政界的一個代表和新教育實驗的發起人，朱永新副秘書長還暢談了對學院派官員以及中國教育發展方向的看法。

人大像清華更嚴謹 政協像北大更自由

央廣網：去年12月，《我在人大這五年》一書出版，在書中您談到了在人大常委會的工作，現在則是擔任全國政協擔任副秘書長的職務，那您感覺在人大和在政協這兩個機構工作有什么不同？之前，您曾跟其他媒體做過比喻，說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像清華，全國政治協商會議像北大，具體談談這個比喻。

朱永新：《我在人大這五年》這本書里面專門比較了兩者的不一樣。人大是權力機關，根據憲法規定，它是我國的最高權力機構，國家的重大事項，比如預算、人事、立法都是由人大決定。而政協的定位不是權力機構，也不是決策機構，是團結凝聚社會各界精英和群眾的團體和平臺，在一定程度上有點像個大智庫，同時也是個民主監督和民主協商的機構；不像人大那樣是權力機構能夠決策，政協只是提供建議，提供批評和提供咨詢。所以定位就很不一樣。

在書中，我提到了一個比喻：從氣質上來講，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像清華，全國政治協商會議像北大。因為人大是地方組團，代表社會各個階層的，有很強的代表性，基本是以區域為主體，按照不同人群選舉產生代表，組織和做事相對更嚴謹。而政協則以社會名流和高級知識分子組成，思想更活躍，更發散，更自由些。所以從氣質上來說一個像清華一個像北大。

建議和提案實施 時機很重要

央廣網：每年兩會，人大和政協都會有很多建議和提案，這些建議和提案對中國政策和決策影響有多大呢？有沒有令您印象深刻的建議或者提案，是真正地深刻地改變了中國改變了中國的政策？

朱永新：在政協小組討論時候，我也講了，很多人覺得人大和政協好像沒有太大用的樣子，就是拍拍手舉舉手，不說白不說，說了也白說的機構。但我們要從兩個方面來看這種印象。首先，我們很多提案所提的問題并沒有超出政府視野，很多問題政府都已經是做過研究，都想過和研究過了，所以提案本事質量有待提高。另外，還有些提案建議想法很好，但目前時機還不是很成熟，無法得到實施，有些建議和提案只有在時機成熟時才能被實施。

真正的好提案好建議還是能夠發揮作用的，是實實在在在起作用。比如說，免費義務教育就是很典型。我是最早呼吁免費義務教育的一批人，但免費義務教育并沒有立刻實施。等我在在蘇州做副市長時候，就率先在蘇州這個城市進行嘗試，很快到第三年全國就實施免費義務教育了。這個例子就是，你呼吁了一下子不能馬上實施，要進行探索和提供經驗，那很快就能起作用了。再有比如教育經費支出要占GDP4%的實現，也是代表委員長期呼吁實現的。

《立法法》修正要解決開門立法的問題

央廣網：今年全國人大的一項重要議程就是表決《立法法》修正案，關于這個，政協也要參與建言建策，立法法的修改有何重大意義？

朱永新：《立法法》修改重要的一項是開門立法的問題，過去人大立法基本是部門立法。就是說教育立法由教育部制作。但部門立法有很多缺點，部門容易把自己利益法律化合法化，不利于部門的就不提及，這樣就很容易限制“自我革命”。開門立法就是讓更多的社會機構、民間機構和研究機構參與的立法的過程中，讓公眾直接參與，這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人大和政協需要代表委員的討論辯論

央廣網：最近幾年的兩會，代表委員對熱門議題出現了熱烈討論甚至是爭論的趨勢，這些討論和爭論的出現，是否是中國民主進步和參政議政水平提高的一種表現？有人說人大和政協理應是不同觀點和意見碰撞表達的平臺，您認同么？

朱永新：實際上，無論是人大作為權力機構還是政協作為協商機構，都是需要討論辯論的。因為真理是通過辯論才能夠越辯越明嘛，任何情況下，沒有討論沒有爭論沒有研究的結論很難避免得帶有片面性。所以需要不斷交鋒中不斷辯論，然后趨向于真理。

無論是人大代表也好，無論是政協委員也好，都是代表著不同利益群體，任何的決策都是利益的平衡機制，最后才能反映大部分人的意愿。人大和政協不能成為少數人的或者一部分人的利益代言機構，必須是最廣大人民群眾利益的代表者，所以在它是需要討論需要辯論的，利益的平衡要在人大和政協體現。

“旋轉門”應該開的再大些

央廣網：在美國政治里有學界與政界的“旋轉門”現象，您也是從大學進入到國家權力機關的，而且您也在美國待過，您怎么看學界與政界的轉換？最近出任環保部部長的陳吉寧部長原來也是任職大學，之前也有萬鋼部長的例子，您認為學院派官員做起事來的優勢在哪兒？

朱永新：學院派官員大部分還是知識分子，具有家國情懷，相對來說是理想主義者，這是他們的第一個優點；而且他們往往具有比較開闊的視野，能夠更多得看到國際上先進的經驗和好的做法，看的比較多。另外，他們往往具有科學和求實的精神，能夠捍衛真理。還有就是學院派官員有專業背景，專業性強，不太瞻前顧后，大不了回去做學問，會更加灑脫和勇敢。

我覺得“旋轉門”這個辦法在中國的話，“門”目前開的還是比較小，因為我們現在還是一個比較等級森嚴的官員任用制度。比如說，如果陳吉寧是普通教授，他就不可能出來，他必須是大學校長，本身是副部級，他才能做正部級。

我覺得今后這個“門”可以開的更大一點，大學里的名教授，不需要從政經歷也可以出來做部長，這樣就更好。當然我們也鼓勵一些官員退下來后到大學里去教書，把這個“門”也能夠開的更大一點，但是這個門又不能開成一個利益交換機制的門，不能說你在任的時候可以做官，退休后就能到學校教書。還是需要更公開、透明、公正和民主，還是需要機制不斷得完善。

南科大在為中國未來教育探索道路

央廣網：作為新教育實驗的發起人，您是怎么看南科大這個事情的？最近南科大公布第一屆畢業生去向，大多數都被世界名校錄取，您怎么看南科大的教育模式，跟您的新教育實驗是一致的嗎？

朱永新：我曾經專門寫過一篇文章，叫《向朱清時致敬》。因為他能夠敢于沒有經過教育部同意就招生，而這些學生也不在乎這些就進來了，現在50%都被世界名牌大學錄取，本來這應該是教育的常態。也就是說文憑是學校頒發的，不應該是教育部產生的，教育部責任應該是承認你這個學校，承認學校有辦學的資格，至于學生怎么錄取，它不需要經過教育部同意的，學校自主招生，自主頒發文憑，這是學校的事情。國家是制定標準的，不要去管具體的過程，這些學校課程的開設和其他具體的工作應該有一定自主性，大學應該有很大的自主性。我覺得南科大的探索，是在為中國未來教育探索一條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