陜北黃土高原，溝壑縱橫，陜西省榆林市清澗縣寨溝遺址坐落其間。經過系統性考古發掘，一個沉睡約三千年的晚商方國，逐漸走入公眾視野。

近期，第六屆世界考古論壇揭曉重大田野考古發現成果展示項目，寨溝遺址位列其中，標志著其學術價值獲得國際考古學界的高度關注。

2024年9月10日，習近平總書記在陜西考察時指出：“中華文明五千年，還要進一步挖掘，深入研究、闡釋它的內涵和精神，宣傳好其中蘊含的偉大智慧，從而讓大家更加尊崇熱愛，增強對中華文明的自豪感，弘揚愛國主義精神，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一代一代傳下去。”

寨溝遺址的系統發掘是踐行這一重要指示的生動實踐——這里的“多峁一體”布局獨特，出土的高等級器物與殷墟文化高度契合，文化遺存更是兼具中原風格與北方特色，為探源中華早期文明多元一體格局，破譯不同文化間交融互動的密碼，提供了關鍵性的實物證據。

發現晚商方國

冬日冽風掠過夯土斷壁，寨溝遺址顯得格外清寂遼遠。何以認定這是一個晚商方國？系統的考古工作正逐步揭開其源頭面貌。

“判定寨溝為方國遺存，都城級的聚落規制是核心依據。”陜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館員孫戰偉說。在寨溝遺址核心區域寨塬蓋的2萬平方米塬頂上，規模宏大的商代建筑群規制儼然。這里出土大量石磬殘片及陶片、卜骨。“這些禮樂、祭祀物品的發現，昭示著此地曾是這一區域權力的中心地帶。”他說。

這是陜西清澗寨溝遺址寨塬蓋夯土建筑群（2025年12月9日攝，無人機照片）。新華社記者 李一博 攝

不止于此，從核心區域到周邊山峁的層級布局，更展現出方國都城的雄渾樣貌。以寨塬蓋為中心，十余座山峁劃分為功能明確的禮儀、墓葬、生產區域。陜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長種建榮說，“多峁一體”的格局，融合了中原營國理念與本土地理環境，構成了方國都城的系統格局。

各類高等級墓葬遺存的發現，進一步印證了寨溝的方國屬性。這里發現了殷商文化圈以外規模最大、數量最多、等級最高的“甲”字形貴族大墓群，最宏大的墓葬土方量達8800多立方米。“墓葬規模的土方量堪比殷墟王陵，甚至高于很多殷墟王陵。”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王巍說。

這是陜西清澗寨溝遺址寨塬蓋夯土建筑群（2025年12月9日攝，無人機照片）。新華社記者 李一博 攝

在殷墟遺址出土的甲骨卜辭中，曾記載商王朝周邊方國林立，且多以“某方”相稱。它們與中原的殷墟遙遙相望，共同組成了商王朝政治版圖，而寨溝遺址的考古發現，則為這幅圖景補上了重要的一塊“拼圖”。

孫戰偉說：“寨溝遺址是商代方國考古的重大突破，揭示出商代晚期陜北地區存在高度發達的方國政權，為解讀商代邊疆方國政治地理格局提供了核心實證。”

實證文明交融

在禮儀制度與物質文化層面，中原影響深遠。高等級的“甲”字形大墓形制、青銅禮器等，都與殷墟文化高度契合。魚塔梁出土的青銅陶范，其雕刻的云雷紋、聯珠紋與殷墟如出一轍，這改寫了歷史認知。“證明陜北并非青銅文明‘輸入地’，而是擁有自主鑄造能力的‘生產地’。”孫戰偉說。這一發現是中原鑄造技術與本地生產實踐深度融合的明證。

這是陜西清澗寨溝遺址后劉家塔墓地出土的銅車馬器（資料照片）。新華社發

同時，遺址也閃耀著適應本土的創新智慧。寨塬蓋上宏大的建筑群，其下沉式院落與高聳夯土墻的巧思，體現了對黃土高原環境的卓越適應。在一處門道發現的中國最早木地板實物，完整呈現了當時的建筑技術創新。M3墓葬出土的雙轅車，裝飾精美，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王巍指出，這將我國雙轅車的出現時間上推到了商代晚期，是車輛制造本土發展的重要例證。

這是陜西清澗寨溝遺址后劉家塔墓地出土的卜甲（資料照片）。新華社發

更廣闊的交融圖景，通過跨越地域的物產交流得以勾勒。遺址中出現的泥蚶、貨貝、揚子鱷骨板、花龜等遺存，來自長江、珠江流域甚至南海。“這些跨越山海的生靈與物品，盡顯晚商先民對多彩生活的熱切向往，也展現了當時遠距離貿易與文化交流網絡的活躍。”山東大學文化遺產研究院特聘教授胡松梅說。

此外，多學科研究揭示了社會生活的細節。對人骨的分析顯示，貴族飲食中動物蛋白攝入顯著高于平民，反映了社會階層分化；而人群普遍患有較高比例的骨膜炎，則可能與他們長期在溝壑間勞作行走有關，是黃土高原生活方式的真實寫照。

追問無銘之謎

盡管收獲豐碩，寨溝遺址仍留給考古學界一個巨大的懸疑：這個顯然具備雄厚實力的方國，究竟對應甲骨卜辭中的哪一支？其族屬為何？

問題的核心在于銘文的缺席。在經過考古發掘的“甲”字形墓葬中，出土了大量青銅禮器、金玉飾品、彩繪漆器。“這些物品規格之高足以印證墓主身份絕非尋常，但是我們對出土遺物進行逐件檢視，卻沒能找到一處銘文。”陜西省考古研究院館員于有光說，沒有青銅器上的族徽，沒有玉器上的刻字，沒有甲骨上的卜辭，仿佛被刻意抹去了所有身份印記。

這是陜西清澗瓦窯溝墓地出土的雕花象牙器（2025年12月8日攝）。新華社記者 李一博 攝

在商代的禮制體系中，銘文是部族的重要標識，殷墟貴族墓葬里，甲骨上的卜辭、青銅器上的銘文比比皆是，或記錄族屬，或鐫刻功績，或記述祭祀，是判定族群源流、彰顯身份的核心依據。孫戰偉說：“寨溝的‘甲’字形大墓，規模可與殷墟王陵媲美，卻連一件帶銘文的器物都沒有，這在商代考古中非常少見。”

對于這一現象，學界存在多種推測。有觀點認為，這可能與當地族群特有的文化習俗或喪葬觀念有關，即遵循“不銘于物”的理念，有意避免在隨葬品上留下文字標識。另一種分析指出，在漫長的歷史中，墓葬可能遭遇嚴重盜擾，帶有關鍵信息的器物或已流失。也有學者從政治角度考慮，認為在商王朝邊疆復雜的政治環境下，刻意隱匿明確的族屬標志，或許是一種生存策略。

這是在陜西省考古研究院文物保護實驗室拍攝的瓦窯溝墓地M3號墓出土的雙轅車（2025年12月12日攝）。新華社記者 李一博 攝

“盡管存在謎團，但寨溝遺址的實物遺存本身，已極大地改變了我們的認知。曾經身影模糊的商王朝北疆，在追問和研究中正一步步變得清晰、生動而具象。” 陜西省文物局副局長孫周勇表示，寨溝遺址的考古發現，是一次對商代北疆方國文明的深度探源，展現出一幅文明交融的生動畫卷，不僅填補了商代北疆文明研究的諸多空白，更為世界范圍內探討早期國家與周邊地區的互動，提供了來自中國的關鍵實證。

文字記者：賀占軍、楊一苗、孫麗萍

視頻記者：孫正好、李一博

海報設計：邱星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