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德加?斯諾是怎樣進入陜北的
繆平均
20世紀30年代,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是采訪陜北革命根據地所有外國記者中的第一人。當時,陜北處在國民黨軍鐵桶般的重重包圍之中,埃德加·斯諾一個外國記者,又是特別引人注目的洋人,他是怎樣沖破層層封鎖,冒著生命危險,神不知鬼不覺地進入陜北的呢?
埃德加·斯諾1905年出生于美國堪薩斯城的一個貧困家庭。他年輕時,當過農民、鐵路工人和印刷學徒,大學畢業以后他開始畢生所從事的新聞工作,在堪薩斯城的《星報》和紐約的《太陽報》嶄露頭角。1928年,在中國大革命陷入低潮的時候,他來到了中國上海,擔任《密勒氏評論報》的助理編輯,以后兼任紐約《太陽報》和倫敦《每日先驅報》的特約通訊員。1930年以后,他為采集新聞,遍訪中國主要城市和東三省、內蒙古、臺灣以及日本、朝鮮等地。他在中國西南各省作長時間的奔波,徒步經過云南省西部,到達緬甸和印度,訪問了甘地和其他印度革命領袖。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時,斯諾在上海目睹了1932年的淞滬抗戰和1933年的熱河抗戰。在這以后,他在北平燕京大學擔任新聞系教授兩年,同時還學習了中文。在這一時期,他認識了美國著名的進步新聞記者史沫特萊,還和魯迅、宋慶齡以及一些中共地下黨員有所接觸。
斯諾來中國幾年里,他耳聞了許多關于“紅色中國”的途說和疑問,腦海中思考著:共產黨是否真的像“南京政府”所說的“流寇”呢?為什么還有成千上萬的人冒著被處決的生命危險參加紅軍呢?斯諾抱著“尋找東方魅力”的心思,他認定在自己記者生涯和當時世界上,恐怕沒有比“紅色中國”更大的疑問了,在這樣一個未知疑問的思考中,萌生了去這塊未知地實際采訪的想法,實際走一趟,把那里的真實情況揭示出來公諸于世,讓人們了解那里的真實情況。然而要去那里進行實情采訪工作,在當時環境下談何容易啊?“紅色中國”被國民黨軍鐵桶般地重重包著,怎么能進得去呢?于是這一問題時常在他的腦海中思考著。一天,斯諾決定向一個他深深愛戴著的中國人——孫中山的夫人宋慶齡求助,他主意拿定后,便于1936年4月底趕赴上海。
1936年5月,斯諾來到上海宋慶齡的住所,宋慶齡聽完斯諾道明來意后,接受了這位異國他鄉朋友的熱情求助,通過設在外國友人艾黎處的秘密電臺轉達陜北。毛澤東作出決策,同意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訪問作如實報道,并委托宋慶齡同時找一位高明的外國醫生同來陜北,以改進根據地的醫療水平。5月中旬,宋慶齡把埃德加·斯諾約來上海自己的住所,轉達陜北中共歡迎他去陜北的喜訊,告訴他回北平接到中共的介紹信后即可出發,到西安后入住西京招待所,等候姓王的牧師前來接頭。埃德加·斯諾回北平后約半月,就收到了北平地下黨徐冰送來的介紹信。那是經宋慶齡聯絡,由中共北方局書記劉少奇指示,中共北方局組織部用隱形墨水開出的。1936年6月3日深夜,埃德加·斯諾登上了西去的火車,開始了他記者生涯中神秘的“紅色中國”之行。按宋慶齡叮囑到鄭州下車,與他的美國同鄉馬海德醫生會面后,換乘隴海線直達西安的火車,到西安后入住西京招待所。
中共地下黨員董健吾,受宋慶齡委托乘火車自上海趕赴西安,為便于同外國人接觸,董健吾改姓王,打扮成牧師,到西安他找到西京招待所,以宋慶齡給他的半張名片,與斯諾身上的半張拼對相符,接上了關系,董健吾隨即約見西北“剿總”副司令張學良將軍的秘書,實為中共派駐東北軍內的聯絡員劉鼎,請劉鼎隨即電告中共中央,外國客人已到西安,望盡快派人來西安接應。第二天,董健吾出現在了西安金家巷1號張學良的公館,他從上海出發時,宋慶齡有過交代,“此事可向漢卿求助”。隨即向張學良說明來意,轉達了宋慶齡的話。張學良爽快應諾,說道:“既是中共方面邀請的外國客人,又有孫夫人的囑托,自當助一臂之力。”兩人商定:由少帥出具特別通行證,調撥一輛東北軍內的“道奇”卡車,護送埃德加·斯諾和馬海德醫生北上,途經東北軍的設防區,直到國統區的最前沿城市膚施(今延安)。
中共中央在接到劉鼎“外國友人已到西安”的電報后,毛澤東親自指示對外聯絡局局長李克農,即派鄧發盡快前往西安接應,鄧發來到西安后,由董健吾領著見了外國客人埃德加·斯諾和馬海德醫生,轉達了黨中央對他們的歡迎,并隨即告知了他們要北去的路線,說明一路上應該怎樣走。外國客人斯諾和馬海德醫生從西安出發,因有張學良親自簽發的特別通行證護駕,又有劉鼎秘書陪同及鄧發引路,每經一哨卡時,都是暢通無阻,連例行的一般檢查都被免去了。第二天下午,到達白區邊緣膚施城,住在一個東北軍團長的家里,酒足飯飽又休息了一晚上,次日早上起床后吃過飯,劉鼎把他們送出城門外,接著由事先安排好的騾夫將他們送到了紅區邊上的一個小村莊,再由村莊里的貧民協會主席劉龍火,接待了他們并把他們安排到村公所休息。不一會兒,村里來了很多人爭相觀看外國人,男女老幼七嘴八舌地問這問那,膽子大一些的人,隨手摸著客人的照相機、手電筒、皮鞋等,對客人身著的卡其布上衣的拉鏈贊不絕口。一位大嬸興高采烈地端來了香噴噴的陜北待客有名的小米飯、炒雞蛋、煮白菜和烤豬肉,他們早已是饑腸轆轆,客氣了一句,就各自端起碗狼吞虎咽吃了起來。吃過飯后,整理了隨身攜帶的東西,在當地農協會主席劉龍火指派向導的帶領下,順利地向陜北安塞縣進發。在爬上一座山頂后,斯諾抑制不住內心的喜悅,像孩子般揮舞著自己的雙臂歡呼:“總算順利,我們已跨進了‘紅色中國’的大門!”接著在中央紅軍通訊部隊一班人護送下,他們一路安全到達中共中央臨時所在地陜北保安縣,當地軍民與老百姓得知消息,人們傾巢而出歡迎新來的外國客人,毛澤東等中共中央領導們親自接見。中共中央還專門召開了“歡迎國際友人大會”,表示對埃德加·斯諾、馬海德國際友人的熱情歡迎。埃德加·斯諾在大會上激動地說:“自己享受國賓般的待遇,一生中還是第一次,榮幸之至!”
在保安,斯諾多次采訪了中共中央領導和紅軍中的高級將領,如張聞天、彭德懷、賀龍、聶榮臻、李富春、左權、徐海東、李克農等,在與毛澤東十幾個日日夜夜的交談中,斯諾對中國革命有了更深刻的理解,給予了極大的同情和支持。這年8月,斯諾穿著紅軍軍裝,與同來的馬海德醫生一同行軍數百里,赴甘肅、寧夏訪問西征前線的紅軍,寧夏同心縣豫旺堡,駐地軍民舉行了隆重的歡迎大會,彭德懷、聶榮臻、左權等紅軍領導人出席了大會。斯諾在大會上發表了熱情洋溢的演講,并振臂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紅軍萬歲”等口號。會后,斯諾和馬海德興致勃勃地騎上李天佑師長和黃克誠政委贈送給他們的兩匹戰馬,繞場轉了幾圈,并攝影留念。
1936年10月12日,埃德加·斯諾懷著依依惜別的心情離開保安縣,于10月22日回到西安,他在后來的《西行漫記》(即《紅星照耀中國》)中記述了當時的情景,書中描寫道,“我最后一次走過保安縣的大街,越是走近城門,越是感到戀戀不舍。人們從辦公室伸出腦袋向我道別”;“我停下來給老徐(徐特立)和老謝(謝覺哉)拍照,他們像小學生那樣互相搭著肩膀”;“我走過紅軍大學的時候,他們都走過來,同我握手,我嘴里喃喃地說了幾句,然后,我轉身淌過溪流,向他們揮手告別”;“我當時心里很難過,我覺得我不是在回家,而是在離家。”斯諾這次陜北蘇區近半年之行,碩果累累,不僅有精神上的,還有物質上的,從蘇區根據地回來,他帶了一個大包,隨后他是這樣描寫的:“在那個大包里,有我十幾本日記和筆記,三十卷膠卷——是我第一次拍到的中國紅軍的照片和影片,還有幾磅重的共產黨雜志、報紙和文件……”他拍攝的16毫米新聞片中,記錄了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中共中央領導人和紅軍的形象,記錄了紅軍步兵騎兵的操練、檢閱和野戰演習,記錄了軍事體育運動會和紅軍部隊文娛活動,記錄了各界人士的學習、工作和生活,這是反映陜北蘇區和紅軍部隊生活的最早的新聞紀錄影片。新中國成立后,中國新影廠制作的《中國工農紅軍生活片斷》,多是根據斯諾當初拍攝的素材編輯而成的。從此,他的名字深深地印在了中國人民的心中。
來源:黨史博覽
作者:繆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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