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全球經濟和政治力量失衡導致發展不均衡，發達國家履行援助和促進發展義務不到位，導致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權利得不到保障。而中國則在減少全球貧困方面做出了杰出貢獻，支持發展權利法律化。為更好保障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權利，未來發展需要更多的國際合作，包括財政合作、貿易改革，以及解決全球債務危機等。
作者：羅伯特·沃克
(Robert Walker)
牛津大學格林坦普頓學院名譽研究員 北京師范大學社會學院教授
國際四大會計師事務所之一普華永道日前發表的一份評估報告指出，國際格局正經歷劇變。報告特別提到了國際稅收格局，并警示大型跨國企業要“非常認真地”對待這些變化。
當然，有人可能會說，這種變化還是太慢了，那些大型跨國企業——也正是普華永道的客戶們，象征著全球政治經濟力量的不平衡，而這種不平衡長期以來“鎖死”了其他國家的發展權。
然而，普華永道對變革原因的分析無疑是準確的。報告指出，“無論七國集團 (G7) 和其他大型經濟體的觀點如何”，鑒于“全球南方國家和民間社會希望促進聯合國的發展，聯合國的稅務議程不容忽視”。
圖片來源：東方IC
1986年12月，聯合國大會通過《發展權利宣言》，將發展權確立為一項人權。發展權與所有其他人權具有同等地位，既是一項個人權利，也是一項集體權利。這意味著它適用于每一個人，賦予了我們所有人參與、促進并享受經濟、社會、文化和政治發展的權利。這項權利還涉及所有“人民”，也就是說不論何種民族和文化，都應享有發展權。
有了權利就一定有相應的義務。這些義務適用于各個國家和整個國際社會，它們都有義務共同努力，創造有利于發展的條件，以“消除發展的障礙”，“促進發展中國家更迅速的發展”，構建“基于主權平等、相互依賴、各國互利與合作的新的國際經濟秩序”。
這些義務的承擔者還包括“所有那些行為和/或不作為對人權和人權實現環境產生影響的角色”——這顯然包括大多數跨國企業。
圖片來源：新華社
自宣言通過以來，全球貧困率有所下降——這主要是中國經濟成功的結果，它使8億人擺脫了極端貧困。但是，自2020年新冠疫情暴發以來，全球極端貧困人口增加了7500萬。許多國家無法應對這一增長，因為高額的債務利息限制了它們的財政空間。
中國經濟的發展還使國家之間的收入不平等現象有所緩和，但與此同時，一些國家內部的不平等卻在加劇，這一現象在美國、印度和俄羅斯尤為明顯。其結果是，如今全球最貧窮的一半人口在世界收入中所占份額不到1820年時的一半。過去30年間，富裕國家的人均直接資本投資是發展中國家的11倍。
“發展權”已經名存實亡，要了解其中的原因，就必須回顧一下當年宣言通過時的投票情況：雖然有146個國家投了贊成票，但美國投了反對票，另有8個富裕國家投了棄權票。
圖片來源：新華社
美國始終認為，發展不是“每個人都可以要求其本國政府給予的權利”。言下之意，美國認為政府沒有義務為其公民的經濟福利承擔責任。正如其他人所指出的那樣，這反映了一種毫無根據的信條，即貧困對工作的約束作用將被消除，創業精神將被削弱，經濟自由將受到侵犯。
發達國家也違背了向發展中國家提供適當的幫助手段和設施，促進其全面發展的義務。
《發展權利宣言》究竟為個人帶來了何種利益？這個問題確實很難具體說清，但英國利茲大學國際法教授、國際法知名學者蘇里亞·蘇貝迪指出，宣言“有助于將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納入國際機構的運作”。
圖片來源：中國日報
下一步，我們要讓發展權具有法律約束力。2018年，帶有法律效力的發展權公約草案開始起草，但只有三個富裕國家支持此舉，而且都在中東。公約草案是一套法律原則，也是一個基于國際合作的發展藍圖。它保留了各國通過戰略投資來提高市場收入，促進可持續發展的責任義務，進而通過征稅進一步增加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方面的支出，并提供社會保護，以加強教育和醫療服務，促進社會保障。
草案強調了各國通過單獨或聯合行動進行合作的基本義務。這意味著富裕國家要實現1970年商定的國際海外發展目標，將其國民生產總值的0.7%用于海外發展——這一目標至今仍未實現。事實上，中國在過去18年中對外援助支出約為8430億美元，比G7國家的援助金額還多。
這種合作還包括期待已久的貿易改革，這是實現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前提。草案主張“建立一個以規則為基礎的、普遍、開放、非歧視、公平、透明和包容的多邊貿易體系”。
發展中國家的代表性和發言權也需要加強。例如，世界貿易組織內的投票權——或者說影響力大小，必須反映當前的貿易平衡。上世紀40年代，聯合國本有望設立“國際貿易組織”，但由于美國的反對而最終未能成立，這樣的情況絕不能再現。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針對全球債務危機，草案要求“通過旨在促進債務融資、債務減免和債務重組的政策，實現債務可持續性”。有了更大的財政空間，各國政府就可以從本國人民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優先考慮國際銀行的利益。
草案也認識到特別基金的必要性。例如，由聯合國人權與赤貧問題特別報告員提出的全球社會保護基金，可以以最低成本為所有低收入國家提供充足的醫療保健、教育和社會保險。
國際合作需要像中國“一帶一路”倡議這樣的伙伴關系。“一帶一路”框架下的實體和虛擬基礎設施投資已覆蓋約150個國家。 國際合作還需要公平競爭，也就是發展權公約草案所提到的“財務誠信和透明度”。今年8月30日，由七十七國集團和中國發起的、由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發布的《在聯合國促進包容和有效的國際稅務合作》報告就是對此問題的一個回應，值得關注。報告中提出的建議，是向更公平的全球秩序邁出的堅實一步。
圖片來源：中國日報
本文原標題為 "Insisting on the right to development"
責編 | 宋平 劉夏
編輯 | 張釗
實習生佟亞璠、秦迦勒、嚴若菁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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