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1981年，龍安志(Laurence Brahm)以大學交換生的身份第一次從美國來到中國，此后近40年的時間里他一直在中國生活和工作，他是律師、作家，同時也是喜馬拉雅共識機構創始人和中國與全球化研究中心高級國際研究員。他講述了他自己的故事，以及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發展歷程。
自2018年5月24日起，中國日報網每周四刊發一篇連載文章，講述龍安志眼中過去40年中國發生的巨變，敬請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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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左二）和時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劍閣（左一），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財政部副部長樓繼偉，熊光楷上將，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郭樹清。[龍安志供圖] |
在過渡時期的關鍵節點，朱镕基總理主導監督改革進程。有意思的是，上世紀50年代，他曾在國家計劃部門任職，幫助建立東北地區早期的國有企業制度。此番監督引導中國經濟向市場化過渡，他得到了一個由經濟學家組成的“夢之隊”的協助。“夢之隊”的成員都來自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辦公室，后來每一個人都成為中國經濟結構市場化的關鍵人物，出任省部級政府要職。
在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辦公室，我受到副主任李劍閣的接見，當時他還兼任朱镕基總理的首席貨幣政策顧問。事實上，李劍閣是“宏觀調控體系”的主要設計師之一，“宏觀調控”是朱镕基總理最重要的經濟思想，后來成為中央政府駕馭市場經濟的重要手段。
李劍閣向我解釋說明市場經濟工具如何對資本自由流動、價格自由浮動、商品流通以及融資發揮不可或缺的作用，而這些都是實現經濟真正增長所需要的。同時，中國對市場原教旨主義持謹慎態度。這一經濟學理論后來衍生出“休克療法”，即采用極端的經濟政策應對市場存在的問題，這些政策具有較大沖擊力，短期內或引發社會經濟生活巨大動蕩，甚至導致“休克”。
李劍閣稱，為了引入市場經濟，中國政府決定在市場過熱或失控時伸出一只強有力的計劃之手重新平衡市場改革。而管理中國民眾的心理與調整經濟結構理論同等重要，換句話說，就是如何讓社會大眾對推出的政策作出一定的反應，這些都是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辦公室制定政策時必須考慮的重要問題。
這個針對中國經濟市場化的中央化計劃及管制模式被稱作“宏觀調控體系”，涉及以下關鍵機制：
? 引入為發達市場經濟體所接受和適用的貨幣和財政干預工具，同時利用舊的計劃指揮工具來幫助新工具在過渡時期發揮作用；
? 預先引入“大眾運動經濟學”或社會大眾對改革過程中涌現的新經濟機遇的綜合反應模式，在關鍵時刻運用“信號經濟學”，發出信號讓社會大眾對市場變化方向作出反應，或者在短期內穩定市場；
? 樹立宏大目標，仔細觀察形勢的變化，堅定不移地朝著關鍵目標邁進，讓變革成為體系中一種恒定的、但不具備破壞性的力量。
自90年代中期施行以來，“宏觀調控體系”發揮了效用：控制通貨膨脹、解開三角債務困局、理順銀行和金融體系、引導中國度過亞洲金融危機，以及推動經濟增長模式從依賴出口向依靠內需轉變。
不過，我仍然向李劍閣提出了一個問題“你如何定義‘信號經濟學’？”李劍閣以北京的道路系統為例作出了解釋。他說，北京的道路都是全新鋪就的現代化道路，修了隧道、建了高架橋。交通標識也很清晰，就像美國交通主干道上的一樣。事實上，北京復制了（美國的）交通標識、信號燈和人行橫道，并且還根據國情專門設立了自行車道。是的，硬件設施看上去近乎完美。除此之外，中國的交通法規也很完善。
可問題是沒有人遵守規則。雖然交通規則和標識都很明晰，交通路網也完善，但任何時候在北京的大街上開車都會撞到自行車、摩托車，都會有人亂穿馬路，總有人視交通規則為無物。更糟糕的是，行人不守規則，司機也完全不在乎行人的安全，他們開車時隨意加速、肆意變道，就像是剛拿到駕照的青少年一般魯莽。如果發生了交通事故，所有人都會停下來看熱鬧，進一步加劇交通堵塞。
李劍閣解釋稱，過渡時期的經濟局勢就是這樣的。雖然規章制度已經建立起來了，但沒有人遵守。由于歷史遺留原因，總是有一些人做生意時想要凌駕于規則之上。因此，就像北京的交通一樣，在經濟生活的每一個十字路口和交叉點上都必須有專人來管理“交通流量”，確保人們遵守規則。隨后，每個十字路口還需要加裝攝像頭，記錄下各個方向的交通行為。
這就是在中國經濟轉型過程中發展起來的模式。計劃指揮工具必須應用于自由流動的市場經濟，否則市場規則就難以被遵守。親身體驗過北京交通狀況的人都能明白這個類比。這就是為什么在經濟過渡時期，需要用計劃之手來管理市場。
（翻譯：諶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