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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1月15日，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的標識。圖片來源：路透社? |
世界政治和經濟領袖正處于十字路口。一直以來，全球化都是基于自由貿易有利于國家和地區發展的假設。世界各國的政府與國際機構共同尋求一體化方案，來實現貿易自由化以及消除各國政府對國內產業的保護政策。
然而，全球化和國際貿易中全面展開市場一體化的新自由主義帶來了巨大的，前所未有的副作用。因此，出現了一個新的假設：自由貿易并不總是符合國家利益。
在美國與歐盟，尤其是英國，最近的政壇發展證實了這一假設，并引發了有關全球化和隨之而來的市場準入原則及其對國際貿易的影響的根本性討論。
討論的重點在于引入監管制度，可以在自由貿易和國家關切之間達成有意義且可行的平衡。歐盟和世貿組織是兩大以市場準入原則為基礎的國際貿易監管體系。
世貿組織一直以來為幫助中國成為世界上最多產的市場之一的強勁驅動力。歐盟則是最成熟，最便利，協同性最高的自由貿易體系之一。它與世界貿易組織基本一致，盡管后者以國民待遇和最惠國待遇的原則為基礎，作為國際貿易政策框架，貿易自由度相對較低。
在這兩大體系的管理下，國際貿易監管一直致力于去除關稅和非關稅保護。這顯著降低了關稅水平，不過，前提是世界貿易運轉不能沒有關稅。貿易關稅是國家收入的一種手段，最終目的則是保護國內市場和企業。然而，監管行動的重點是消除非關稅壁壘（NTBs），因為它們對歐盟和世貿組織作為國際貿易監管體系下國際貿易自由化設置的障礙最多。
世界政治和經濟領導人并沒有對全球化的副作用和自由貿易中資源分配轉移而形成的真空帶作出應對。生產要素向條件更為優化的市場遷移，而其余市場的空白并沒有令人滿意的解決方案。
創造財富的關鍵在于在區域擁有的生產力和競爭優勢，能夠吸引生產商在此完成生產流程一部分，而不是各國在國家產業的可持續性，就業問題，競爭優勢，勞動力流動和移民等方面的差距。
另一方面，世界政治和經濟領導人有責任在促進自由貿易的同時保護國家利益，盡管這樣的平衡很難達到，因為其固有特征與國際規范和政治教條所形成格局的沖突已經持續了一個世紀。
世界政治和經濟領導層想要積極應對，擔負重任，就要表現出一些削弱全球化的特點。盡管自由貿易的基本原則對世界政治和經濟制度至關重要，可是，國家或甚至地區機制最重要的事應該是平衡自由貿易的積極影響與由于不受限制的市場準入貿易而產生的不利影響。他們應如何做呢？
首先，貿易和自由貿易只是全球化的一個維度。自由貿易將資源分配到最有利于生產要素所有者的地方。另一方面，自由貿易為基于多樣化，流動性（在不同市場調動生產要素的能力）和政策干預的經濟增長增加了可能性。后者證明了實施當代工業政策的必要性。
這種方法旨在創造框架，在這種條件下，國家或區域競爭力的提高將彌補任何市場失靈造成的損失。自由貿易和全球化的結果為整個經濟帶來了正面的附加影響，增加了經濟結構的增長潛力和活力，由于技能需求的增加促進了創新和培訓。從這個角度來看，產業政策通過關注創造有利的環境和明確支持可以促進經濟增長的關鍵投資的戰略，將發揮著關鍵作用。
第二，世界政治和經濟領導層想要積極應對，擔負重任，就要具有世界各地同時適用的工業政策的特點，既利用了自由貿易帶來的積極影響，也要平衡隨后產業調整的不利影響。這種產業政策應該是可以在世界范圍內互操作的，目的在于完成以下任務：
（一）闡明產業和企業可以蓬勃發展的界限。沒有確設定這一框架可能會給公眾帶來風險，或浪費產業資源，造成企業主動性的喪失。
（二）確保產業發展和實現競爭力的因素受到重視。技術，技能，受過教育的勞動力的可用性，對風險承擔者，金融等形成真正有競爭力和創新的商業環境的因素必須得到世界領導層的積極關注。
（三）確保商業環境和產業發展所必需的框架，機制和手段能夠滿足當代社會的需要和要求。
全球化和自由貿易并不完全服務于國家利益。它們促進了全球經濟發展，但卻留下了需要補救的社會經濟真空問題。
世界領導人對全球化的困境的應對不應反映也不應導致保護主義。相反，世界政治和經濟領導層想要積極應對，擔負重任，就必須要適應工業政策帶來的積極驅動力，并為迎接新世界秩序的挑戰提供解決方案。
關于作者
克斯里托夫·鮑維斯（Christopher Bovis）,赫爾商學院歐盟和國際商業法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