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二萬五千里長征，紅軍將士面臨一條條波濤洶涌的江河，一座座巍然聳立的雪山，一片茫茫無際的草地，前有重兵大炮的堵軍，后有鋪天蓋地的追兵，上有狂轟濫炸的飛機……就在這“敵軍圍困萬千重”的逆境中，中國共產黨人及其工農紅軍徒步跋涉25000里，翻越18座高山，渡過24條江河，轉戰10余個省，終于同總兵力多達100萬的敵人苦戰中殺出了一條活路。長征給人們一種深刻的啟示：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個政黨，一支軍隊，只要有艱苦奮斗的精神，無私奉獻，就能夠成就事業，創造輝煌。
1934年10月開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進行了舉世聞名的長征。紅軍首先從江西瑞金于都出發，縱橫11個省，長驅二萬五千里，排除萬難，1936年10月最終勝利會師陜北。
光陰荏苒，一晃80年過去了。80年前的長征，紅軍表現的英勇是史無前例的，那是中國共產黨及其所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的偉大壯舉，是一部氣吞山河的英雄史詩。
然而，對于中國革命史上這樣一副無比壯麗的歷史畫卷，人類軍事史上一個空前的奇跡，歷史虛無主義者們對其中一些事件卻肆意污蔑，更有一些涉世不深的年輕人提出質疑。因此，透過歷史的眼光在今天重新思考當年紅軍為什么要“長征”，到底“走”出了什么，是有必要和重大現實意義的。
紅軍長征的“走”，走出了一個戰略大轉移。時間回溯到1930年—1933年間，視紅軍為“匪”的蔣介石調集國民黨軍隊向南方各革命根據地的紅軍發動5次“圍剿”。前四次都以紅軍勝利而告終。而第五次，在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路線領導下，紅軍反“圍剿”失敗。而在中國東北，1931年9·18事變后，日本大舉進攻中國。為拯救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紅軍選擇北上抗日。此時卻又面對著國民黨的圍追堵截。怎么辦？危機之中，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央軍委率紅軍主力五個軍團及中央、軍委機關和部隊共八萬六千人，從江西瑞金地區出發，被迫實行戰略轉移，轉移到國民黨統治薄弱地區，在此建立抗日根據地。歷時兩年多的“走”，行程二萬五千里，歷經千辛萬苦，1936年10月，紅軍第一、二、四方面軍在甘肅會寧會師，長征勝利結束，并在陜北建立起抗日根據地。此后，中國共產黨妥善地解決了西安事變，積極聯合國民黨抗日，召開一系列有歷史意義、關乎抗戰全局的會議，如洛川會議、瓦窯堡會議，發出全民族抗日的偉大號召，最終取得了全民族抗日的偉大勝利。斯諾在《西行漫記》一書中就說：“共產黨人認為，而且顯然也這么相信，他們是在向抗日前線進軍，而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心理因素。這幫助他們把原來可能是軍心渙散的潰退變成一場精神抖擻的勝利進軍。……這種宣傳上的巧妙手法必須看成是杰出的政治戰略。在很大程度上，這是造成英勇長征得以勝利結束的原因。” 顯然，沒有二萬五千里長征的“走”，就沒有中國共產黨及其紅軍的戰略大轉移。而這種戰略大轉移的勝利，又為中國革命的勝利奠定了堅實基礎。
紅軍長征的“走”，走出了一個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井岡山時期，中國紅軍在毛澤東同志軍事思想的指導下，取得了前四次反“圍剿”的勝利。隨著“左”傾思想占領主導地位，紅軍在軍事斗爭中節節敗退，導致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最終不得不進行戰略大轉移，開始了長征。在長征途中，1935年1月，中共中央召開了偉大的遵義會議，認真總結了經驗教訓，有力地反對了“左”傾錯誤思想，會議集中地解決了最迫切的軍事路線和組織領導問題。重新肯定了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正確軍事路線及其一整套作戰原則，做出了《中共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同時，遵義會議改組了黨的中央領導，增選毛澤東同志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軍事指揮權，并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三人軍事指揮小組，負責指揮紅軍的行動。遵義會議，結束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黨中央的統治，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中央的領導地位，把黨的路線轉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正確軌道上來，因而在危急的關頭，挽救了紅軍、挽救了黨、挽救了中國革命，成為中國革命從挫折走向勝利的一個偉大轉折點。正因為有了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我們黨才能堅持按照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緊密結合中國的具體實際，獨立自主地解決中國革命的重大問題，使中國革命轉危為安，走上順利發展的道路。顯然，沒有二萬五千里長征的“走”，就沒有遵義會議，也很難有中國革命的轉折。
